2月13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縣椒園鎮一家工廠,工人在組裝計算器。近年來,當地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吸引一批企業扎根鄉村,為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圖/新華社
2月21日,天津港(600717)全物聯網集裝箱碼頭(無人機照片)。圖/新華社
“水深則魚悅,城強則賈興?!?/p>
2月2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強調,當前經濟增長正在企穩回升,但仍面臨諸多挑戰,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經營仍較困難,要把整治涉企違規收費與落實助企紓困政策、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緊密結合起來。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健全長效監管機制。多措并舉提振市場預期,鞏固經濟增長企穩回升勢頭。
稍早前,1月17日,中國貿促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外資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滿意度總體較高,90.22%的外資企業對獲取經營場所和納稅評價“較滿意”以上,88.26%對市場準入評價“較滿意”以上。
新京報新京智庫注意到,在新冠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后,2023年年初,很多地方都將拼經濟促發展作為開年大戲。在眾多措施中優化當地營商環境成為重中之重,例如,多地在春節假期后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和發布的第一號文件都與優化營商環境有關。
自去年年末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多次強調營商環境的重要性,出臺了相關政策。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堅持推動經濟發展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依法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恪守契約精神,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除此之外,國務院頒發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國家“十四五”規劃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均明確提出要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
二十大報告也指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近期,我國主要地區在優化營商環境上出臺了哪些措施?跟以前的優化營商環境措施相比,新推出的優化營商環境措施又有哪些創新?新京報新京智庫就這些問題對各地出臺的優化營商環境措施進行梳理,并就相關問題采訪有關專家,多角度分析營商環境建設的現狀、創新與進階。
優化營商環境成重頭戲
好的營商環境就像陽光、空氣和水,是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條件。
做好2023年經濟工作,持續改善營商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更加有利的發展條件,成了做好當前經濟工作的著力點,也是多地“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京智庫梳理發現,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在省級層面,包括北京、上海、江蘇、云南、黑龍江、甘肅、山東、四川、江西、海南和重慶等多地陸續出臺營商環境相關新政策,以實際行動傳遞穩經濟、促增長的信號。
例如,1月30日,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在官網公布了《清理隱性壁壘優化消費營商環境實施方案》,聚焦消費領域企業全生命周期堵點痛點問題,從四方面提出了51項改革任務,著力破除制約擴大消費的制度機制障礙,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創新能力,全面促進消費恢復,加快消費提質升級,有效滿足群眾消費需求,營造國際一流消費營商環境。
稍早之前,2022年12月13日,海南省營商環境建設廳掛牌成立,作為正廳級省政府組成部門,海南省營商環境建設廳是全國首個營商環境建設廳,開創了營商環境建設體制機制創新的新格局。
除此之外,在多地出臺的推動經濟全面恢復增長若干政策措施中,優化營商環境也是重頭戲。
江蘇、黑龍江、甘肅等省份發布的若干政策措施中都出臺了涉及優化營商環境的內容,如江蘇提出要持續推行柔性執法、精準執法,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實施包容審慎監管。
對此,北京工商大學新商經研究院執行院長周清杰告訴新京報新京智庫,營商環境關乎市場主體的創設、經營、退出等整個生命周期,是市場生態對商品與服務生產經營者的最直接外部因素,優化營商環境就是優化供給生態。雖然只是外因,但其對市場主體的“出生”、成長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陜西、吉林等地還紛紛將“新春第一會”的主題聚焦營商環境。
今年春節后第一個工作日,河北全省優化營商環境企業家座談會在唐山遷安市召開。會議明確要求各地各部門把優化營商環境擺上重要位置,讓企業家更有歸屬感、獲得感、成就感。
除了省級層面將“新春第一會”聚焦營商環境外,一些城市也紛紛將優化營商環境工作作為“開年大戲”。
1月28日,成都召開優化營商環境座談會,面對面聽取企業意見建議,對優化營商環境進行再部署、再動員。
同日,揚州市以“2號文件”的形式發布了《2023年揚州優化提升營商環境任務清單》,聚焦五大環境建設,力爭以一流營商環境擴大吸引力,讓“好地方、事好辦”政務服務環境成為揚州最具吸引力的金字招牌。
對于各地為什么把營商環境作為打響疫后經濟復蘇第一槍,有觀點認為,盡管當前經濟復蘇呈現企穩勢頭,但現階段市場主體仍比較困難,優化營商環境重在穩政策預期、促消費復蘇,這是現階段最緊迫的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市場學會副秘書長魏翔在接受新京報新京智庫采訪時表示,各地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經濟復蘇的首要工作來開展,有著深刻的經濟形勢和經濟內在規律的背景?!罢麄€2022年我們都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大壓力,其中預期能否從弱轉強是關鍵所在。”
在魏翔看來,政府首先關注到營商環境,實質上是要解決三大壓力中最重要、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預期轉弱問題。
直面問題
“服務跟不上,貽誤的是發展商機,影響的是經濟總量和城市形象。”1月2日,江蘇省興化市召開的十四屆二次政協全會上,政協委員趙遠江做出上述發言。
實際上,從今年各地發展目標看,29個省份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5%左右或更高。著眼穩增長,很多地方將優化營商環境作為打響經濟復蘇的第一槍。
據新京智庫統計,在今年3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營商環境”一詞出現183次,平均每個省級政府工作報告出現6次,出現頻率如此之高,也從側面反映出疫后各地對于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視。
在周清杰看來,去年年底以來,隨著防疫政策的優化調整,社會開始恢復正常,徹底消除因疫情防控對營商環境所帶來的負面沖擊成為迫切的任務。
一些地方針對自身營商環境中存在的問題也是毫不回避、直面痛點,尤其是一些中西部省份更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自身存在的問題。
例如,甘肅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營商環境亟待優化,民營經濟發展滯后,特別是受疫情影響,消費等行業受損較大,中小微企業經營困難;政府系統行政效能還需提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不同程度存在。
重慶和云南也分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居民消費、文旅消費尚未完全恢復,民間投資預期不穩,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仍然比較困難,營商環境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當前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主體總量不大、質量不高、韌性不強,營商環境優化還需加力。
除了中西部省份外,天津、河北等省份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坦言,“營商環境對標一流仍有差距”“民間投資放緩,居民消費乏力,企業困難較多,營商環境仍需改善”。
針對這些地方“自揭家丑”的行為,魏翔表示,這是由于中西部地區要素稟賦和要素結構較為單薄,因此政府在對要素進行公共服務配置以及配置的余地、手段方面,確實面臨著短板和局限性。
周清杰也認為,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對經濟發展中市場環境(包括營商環境、消費環境、競爭環境等)的敏銳度不夠,重視度偏低,政府部門對市場主體、消費者正常的生產、經營、消費等行為干預過多,服務偏弱。
實際上,針對當前營商環境中存在的問題,今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陸續開展營商環境調研和專項行動。
商務部網站消息,商務部黨組書記、部長王文濤2月16日至17日赴山東煙臺、青島開展調研,和企業代表深入交流,詳細了解相關生產經營、產業鏈供應鏈配套情況,詢問傾聽企業經營發展面臨的困難問題及意見建議。
優化營商環境,把企業的事當成自己的事,確保“事事有反饋、件件有落實”,相關城市也在積極行動。
成都市新春首會上正式啟動12345親清在線,集成12345助企熱線、蓉易辦、蓉易享、蓉易見四大企業服務平臺。通過建立企業訴求提級提速專班,構建企業服務專席接聽、專員受理、專班處置、提級辦理等機制,解決企業急難愁盼問題。
青島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商品交易市場知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進一步維護權利人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創新與進階
營商環境的優化是一個持續性過程,上述受訪專家也不約而同表示,優化營商環境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是一個持續深化、久久為功的過程。
新京報新京智庫注意到,在“營商環境”成為地方兩會高頻詞引發關注外,北京、上海等地也在突出自身特色,跟以往出臺的優化營商環境措施相比,為促進經濟快速恢復,此次各地的優化營商環境舉措更加細化,更加貼近企業的實際,全力跑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加速度”。
例如,北京提出推進“6+4”一體化綜合監管改革,有效實施公平競爭政策,建設全國市場監管數字化試驗區。完善要素市場建設,增強政策可知曉可操作性。健全“服務包”“服務管家”工作機制,為企業解難題、辦實事。
實際上,新京智庫梳理發現,過去五年,北京市營商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2018年,北京出臺“9+N”政策體系,依托國家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針對企業開辦、建設項目行政審批、納稅、公用設施接入和供應穩定性、跨境貿易、獲得金融服務、不動產登記等涉及企業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指標,推出35項改革措施,著力減環節、減時間、減成本,增加透明度。
在此后的2019年和2021年,北京先后發布《優化營商環境政策2.0版導航手冊》《北京市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更好服務市場主體實施方案》和《北京市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實施方案》等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文件分別側重“減流程、優服務、降成本、強監管”和“維護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行政審批簡化”等領域。
振興國際智庫理事長李志起此前對新京報表示,通過政府、企業、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優化營商環境工作,經歷了一個由淺到深、由點到面、由1.0版到5.0版的全方位變革。
不難發現,跟以往的政策相比,當前北京營商環境更加注重對要素市場的建設,給廣大企業帶來了更多的便利、更高的效率、更加精細化人性化的服務,優化營商環境措施已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轉變,也讓北京成為全國營商環境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城市。
除北京外,在經歷三年疫情之后,針對優化營商環境出臺創新性舉措的還有浙江、安徽、海南和貴州等地。
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營商環境“一號改革工程”,健全具有浙江特色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安徽則是健全常態化閉環式解決企業反映問題工作機制,做到企業訴求“一口收辦”。海南更是重要工作建立“專班+例會”制度,構建“七要件”工作閉環運作體系,組建百人專班、高位推動營商環境優化。湖南則是創造性提出零跑審批、全程網辦和 “24小時不打烊”。
地處西部的貴州也提出要建立以企業家獲得感為導向的營商環境制度。明確推動干部上門送政策,加大明察暗訪力度,大力整治營商環境突出問題,以企業的獲得感、滿意度樹立“貴人服務”的“好口碑”。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推出的優化營商環境創新舉措中,數字營商環境也是多地著重提及的重點。
江西提出要建設數字營商環境示范區,關注營商環境如何迭代優化。廣西則是加強建設營商環境“智管云”平臺,推動營商環境指標無感監測,進一步暢通市場主體訴求解決渠道。
各地針對優化營商環境出臺的創新性舉措,在魏翔看來,有兩個比較鮮明的特點,第一是追求效率,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方面更多的是關注到能不能有效降低企業和政府之間的菜單成本和協調成本。比如說,四川、浙江和江西等省份都非常關注企業的意見,以及企業的困難能不能在第一時間或者最短時間內得到解決。第二,注重提高效率方面,很多地方關注到,也盡力去提高電子化、數字化和智慧化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的作用。
除了上述省級行政單位出臺的優化營商環境創新性舉措外,新京智庫注意到,一些城市也結合自身實際提出具有當地特色的細致措施。
如,沈陽市先后制定實施了《沈陽市優化營商環境85條政策措施》《沈陽市以評促改優化營商環境提升計劃》《沈陽市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等優化營商環境的1.0版至3.0版改革方案。四川綿陽服務上門為“個轉企”群體提供支持融資貸款幫助,探索企業跨區域“一照多址”改革、提高登記時度效等舉措,不斷提升服務市場主體發展水平,進而充分激發市場活力。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二十大報告針對優化營商環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等要求。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也是各地優化營商環境舉措的重點內容。
例如,甘肅提出要對標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標準,開展“優化營商環境攻堅突破年”活動,復制推廣營商環境創新試點改革舉措,著力改善投資環境和市場預期。
深圳一直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一號改革工程”,不過,跟以往相比,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突出強調了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和“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
據新京智庫統計,在2023年31個省級政府工作報告中,在優化營商環境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共出現20次,多地都將這一標準作為對標對象,不過不同地區的側重點也存在差異。
對此,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建洪在接受新京智庫采訪時表示,構建一流營商環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有系統謀劃,不應是一個口號式的、應景式的、碎片化的臨時舉動。
黃建洪建議,各地在可能的范圍內納入到地方立法之中,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的第一要義是為市場的規范高效運行提供法治保障和制度支撐。
營商環境過了關,投資必過山海關。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來,東北地區對于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打造尤為突出。
遼寧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聚力打造辦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競爭力強、生態宜居的營商環境,以政治生態的持續凈化、法治環境的持續改善,來促進和保障營商環境根本好轉。恪守契約精神,堅決糾正政務失信行為,加快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推動經濟發展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同樣將“法治化”擺在突出位置的還有黑龍江和吉林。黑龍江提出要完善營商環境法規制度,細化量化改善營商環境目標任務。吉林則是探索建立首違不罰清單,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操作,堅決糾治為罰而罰、過度處罰等現象。
對此,黃建洪表示,市場經濟首要的是法治經濟,一個穩定的保值增值預期,對于投資者、創業者、經營者、研發者等都非常重要。為此,尊商、引商、留商、便商、安商、富商的理念需要深入骨髓,讓各類市場主體來得了、留得下、發展好的行動要持之以恒,讓財富的創造和涌流能夠潺潺不息。
在黃建洪看來,東北地區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傳統慣性思維,這在營商環境的運行上表現為效能化、規范化等程度還不是太高,有“路徑依賴”的影響。“法治化”講的是建章立制,“契約精神”講的是守約、履約的責任到位。
“這之中都指向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主體的責權利如何匹配好、服務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諸如程序化可以加速的管理服務環節,實際上還是存在較大的改進和提升空間,盡管各方努力正在致力于改變這一態勢,但是應該說,還是有許多工作需要進一步強化。”黃建洪說。
對標一流營商環境,除了這些,山東、河南等地還提出創建國家營商環境新試點城市。例如,山東提出持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深化創新提升行動,支持濟南、青島、煙臺等爭創國家營商環境新試點城市。河南則是支持具備條件的地區爭創國家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市,開展縣級營商環境示范創建,全面提升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
周清杰表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的實質是政府部門少干預、多服務,讓市場主體自由開展生產經營,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可以對標新加坡等先進地區在優化營商環境上的做法。
最后,魏翔也強調,構建一流營商環境是一項戰略性公共服務投入,既要提高政府對企業服務的耐心,同時也要增強治理信心。在宏觀上要強化調控的能力,但是在微觀上也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將市場能夠做的資源配置、要素配置的權力和空間讓渡給企業。
新京報記者 查志遠